孙甘露访谈：在上海走神
电视专访的文字记录 《名家时间——孙甘露：在上海走神》
孙甘露，作家。1959年出生于上海，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他执着于小说探索和试验，被誉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我是少年酒坛子》、《访问梦境》、《信使之函》等。
孙甘露独白：
我觉得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因为你是个写东西的人，是一个作者，故事对你来说有两重含义的，有一种是那种戏剧性的情节，它会发生突变，人物的行为因为突变以后会导致一个戏剧性的结果。但是我觉得那个太戏剧性了，有一点是从一个人的漫长一生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我提炼的不是这个东西，我提炼的是粉尘、颗粒，然后把它凝练起来，看看这个背后是个什么东西。
PART1
照片：孙甘露上小学前在上海鲁迅公园的照片
孙：这是年代很久的照片了，那时候还没念书，是在鲁迅公园，我记得那时候我母亲领着我们，还有她学校里的其他老师的小孩，一起去游园，天气好像还是有点冷的，你看那个衣服，围着围脖，穿着绒面子的衣服，我小时候是一个蛮安静的小孩。在我童年到青少年时期社会是蛮动荡的，你的父亲总不在身边的，然后我母亲她也是每天早出晚归的，相对来讲，我的童年是蛮孤寂的。
旁白：父亲是一名军人，从小在停满军用卡车和高射炮的院子长大，这些朦胧的记忆，都为日后孙甘露的先锋小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孙：对一个小孩来讲，父亲到国外，那么遥远，离开故土，去为了一个，当然说起来也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愿望，去作战。那对一个小孩来讲，对成长是有影响的，有一点担惊受怕的，而且是有莫名的恐惧。因为父亲去干什么，你不了解，而且现代战争是个什么形态，你也不了解。等到我成年了，在美国人的电影里看到飞机扔凝固汽油弹，像大便一样，撒东西下去，一串飞机，就把一片林子全部都点燃，都烧着了，然后炸弹炸过以后，土地都不用耕作的，它把一米多深的泥全部翻一遍，恐惧的是当时不太了解这事情。等到我回过头来，过了十年、二十年，回过头再来看这件事，会很震惊，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底长大下。
旁白：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幼年时的孙甘露，频繁更换着住址和学校，在孤寂和冥想中，他渐渐喜欢上了阅读，还有看电影。
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列宁在一九一八》，一个就是《列宁在十月》。故事是一个动荡时期的革命的暴动的背景，但里面有很多日常生活，煮茶，列宁在煮牛奶，瓦西里的妻子在踩缝纫机。等到后来电影越看越多，发现电影原来是靠日常生活累积的。你不能像两个人坐在那里，抽象地谈论一个革命，这个不是电影了，是现在的访谈节目了，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孙：有时候看到一个街景、一个故事，会走神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故事在发展，一个人物经过一个街道，从A到B去干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当镜头过去的时候，这个人经过了一个街道，然后他过去了，这个镜头背后有一个建筑，一扇窗户里面一盏灯亮着，这个东西强烈地吸引我。就会想这个背后是一个什么东西？我想很多小孩会有这个经验，不同的电影里面的一个景物、一个风景，一座桥、一扇窗、一扇半开的门、一幢楼，这个东西会强烈地吸引我。这个世界的物质部分，它本身是有含义的，这个含义我觉得强烈地吸引着我。
旁白：让孙甘露走神的，不仅是虚幻的跌宕起伏的电影故事，甚至，还有那些真实的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时刻。
孙：我念小学一年级，1966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一年，这十年我在学校念书。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们正好在上海的崇明岛，那时候崇明比现在要困难一点，渡船也更慢，在那个地方学农三个月，然后发生了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以后，所有的十几个班级学生都集中在镇上一个生产队的仓库里面，举行一个大的会议，有人来宣布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学生，你想我们那时候才几岁，很小的，学生，等于像红卫兵的一个小头目一样，他的情绪也比较激动，然后就在那边领着呼口号，呼打倒，一连串把五个人全部打了，把前面四个人喊过以后，接着把后面的人（华国锋）也打倒了。
孙：那个时代，在乡村里，活动结束以后，出了那个仓库，走到那个寒冷的乡镇街道上，然后渐渐地四散到各个生产队去，它又归入一个日常生活的状态了。这个东西的反应，在那么遥远的一个岛上，你是不被注意到的。它渐渐地影响，在那个时刻还没有发现，渐渐的这个社会转型了、变化了，等于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要慢慢才反应出来的。但是我说的是什么？即便在那些重大的历史时刻，对我来讲好像也是发生在远方的一个事情，我好像从来不是在现场的，不是在第一现场。
旁白：或许是因为父亲为国作战的原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股热潮，孙甘露也不在第一现场，除了短暂的旅行，此后，他很少离开过上海这座城市。
孙：我有两个舅舅，小的舅舅他是中学没毕业就到黑龙江去了，那时候知青上山下乡，去黑龙江十年才上海。他写信回来讲他在黑龙江的情况，描述的也是，有的事清楚一点，有的事情也语焉不详，说有时候棉裤浸在水里面，他说很多知青这个下体都腐烂了，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的。然后过了好多年，他才第一次回沪探亲，发了电报说他要回来了，我外祖母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人，中国人家庭内部不大善于表达感情，她也不说的，我们永远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她究竟思念小儿子到一个什么程度。
孙：我们家在二楼，厨房的窗正对着下面院子的过道，我外婆就在那边切肉，我在边上帮着和面，我也不知道她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一直在等说火车几点到，然后一直盘算从上海的火车站坐公共汽车回到家里大概要多长时间，就觉得这个时间要回来了。其实我也没发现，其实我外祖母那时候大概已经是神智有一点很恍惚了，就听到院子里有人在跟我的小舅舅打招呼，邻居看见他进来了，背着行李，说你回来啦，然后我小舅舅跟人家打招呼，声音就传上来了。这时候外祖母切肉，一刀下去就把手指切下来了。就在那一瞬间，我才知道我外祖母，就是我舅舅不在家、不在身边这件事情，究竟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当时拿起手指就按在上面，后来居然接住了，当然手指是死掉了，组织是死掉了，但是接住了，长好了，有一个缝，手指还在，但是不会动了，她也没去医院，就拿个纱布包了一下，简直不能想象。我当时有一个念头，我不管做什么，我不会离开我母亲，我不会离开上海，就是说我如果不能在上海找到工作，哪怕没工作，那时候以前有很多待业青年，我觉得也可以，我就不工作好了，我就留在上海。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那一瞬间。当然我很幸运，可以说是太幸运了，留下来，那做什么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
旁白：1977年，孙甘露进入了当时被称为是“银饭碗”的邮政局工作，十年中，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工种。在分类、投递一份份陌生人的情感秘密的同时，他也开始了自己内心的书写。
PART2
照片：孙甘露当邮递员时期的照片
孙：这个就是我（邮差时期）的照片，你看我那时候多瘦，是一个小伙子的感觉，那时候头发还那么长，穿一件海魂衫，这个是凉鞋，那个年代都那么穿的，那时候还能穿短裤，现在要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堪入目了。这是我开过的第一辆摩托车，就是在那个电报局的时候，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我觉得驾驶是有一种特别的乐趣，很多人喜欢开快车也就这个原因。
孙：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使你完全可以从一个最微观的角度，观察到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上海人的家庭生活，而且我描述的情况，很多人都不能想像。以前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居住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不像现在。早上你要送报的话，有的有信箱、报箱，但有很多家庭是没有的，但是他也订了一张报纸。然后你要从门缝里塞进去，有时甚至都塞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他打了地铺，他就睡在门边上，把这个门都顶住了，门都打不开。很多各种各样的，大部分的上海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它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城市的细微东西的途径，比如你看着他每天在街道里、弄堂里进出，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你随着他的脚步，别的人可能看到他就是他过去的那一瞬间，然后你随着他的脚步渐渐渐渐进入他住的楼、家庭，基本上又了解了。然后每个月谁给他寄信，每个月谁给他汇钱。这个东西渐渐地，不具体，但是可以勾勒出一个人的生活，可以获得一个感性的认识。
旁白：上个世纪80年代，结束了大街小巷的职业漫游，孙甘露一脚跨进了文字的迷宫，1986年创作的《访问梦境》，全文弥漫着“我行走着，犹如我的想象行走着。”这样的梦幻语句，而之后的《信使之函》，更是疯狂地滑行在几十个关于“信”的比喻中。自那之后的20年，孙甘露始终坚持着独特而富有争议的言说方式，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
孙甘露作品研讨会
作家陈村：我在想一个人用比如说“信是什么”，用几十句来判断“信是什么”话，他就不是一个好人，而且我发现他是开始的时候送给评论家的一个礼物，就是说你们不能评论我，然后就给你们一个把手，就等于我们看芭蕾的时候，看到人家转多少圈，给他数一圈两圈三圈，然后转到五十圈觉得了不起，甘露有这个本事，后来他慢慢的就不送评论家这样的礼物，要靠我们艰苦的努力去做。
孙：克利斯蒂娃，就是那个保加利亚人，以前就是和罗兰·巴特在一起的所谓的结构主义者，她的一个看法，她说一个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翻译者，是一个外国人。什么意思呢？他是要把他内心的东西翻译出来，就是他翻译出来的部分，肯定是基于一个大的文化来讲，它是异质性的，奇异的异，质量的质，异质性的。他是这样保持和这个文化的活力的关系，当然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一个蛮深刻的比喻，反映出写作的态度，这个态度关系到什么？关系到精神活动的生命力，要不然就像死掉一样。不把你内心的异质的东西发掘出来，写作是没有意义的。
旁白：相比疾速的外部世界，孙甘露的写作却是极为缓慢，久无力作问世，被人戏称为是低产闲散慢先锋。
孙甘露作品研讨会
作家毛尖：我们都过于爱慕他（孙甘露）了，当然我觉得我在这里用“爱慕”这个词，我觉得还是可以用，比如说我说我爱慕陈村，我就肯定不会用，因为爱慕这种词，在孙老师的语言中，它是比较不及物的，但是在副主席（陈村）的语言中，可能就是会很及物的，所以不能使用的。
作家小宝：上海有甘露真是一个福气，我觉得甘露如果生活在欧洲，他就是那个卡萨诺瓦，谈过了一百三十几段可歌可泣的爱情，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如果生活在美国，他就是克林顿，是一个非常展现男性魅力的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但是现在在上海，无奈之下成为一个小说家，也是上海的一种幸运。
孙：我觉得我的写作不需要辩护，你只能是你，你只能这样，写多也好、写少也好，就像他多少也好，这个你没得选，也不是好坏的一个标准。
旁白：孙甘露曾说，写作似乎不是努力发出声音，而是努力不发出声音，看来，他是要将这种比缓慢更缓慢的写作方式进行到底了。
PART3
照片：孙甘露2007年在上海大厦顶楼露台的照片
孙：这一张是给《上海画报》，它要做关于上海作家的一个系列，后来他（陆杰）约了一起去拍的，这个是在上海大厦的顶楼那个露台上面，那时候天气也蛮冷的，而且因为它是一个上午，他可能要上午的那个光线，上午去，但上午通常对我来说，人是起来了但是其实还没醒呢，你走来走去或者干嘛，其实人是处于一个半醒的状态，有点像梦游一样，所以我在那儿状态就是有点恍惚的，好像是我在干嘛我也搞不清楚。
旁白：“对上海这座城市是冷漠的，但这是情人的冷漠”。很早就表达了自己与城市的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巨变的中国当下，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以变形的目光，热切地回望着这座传奇之城，对此，孙甘露也坦率地说，这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世界。
孙：举两个例子，一个我蛮喜欢的就是陈凯歌的《风月》，你可以找到那个镜头，有一个夜晚，一辆马车，张国荣坐在上面，穿越南京路，然后背后的商店，店堂里灯火通明，那个镜头我觉得是我看到最震撼的，他可能对当时具体的上海，那个亮度、照度可能没那么高，但拍出来的效果，我宁愿相信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我觉得这就是电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代码46》，主人公提姆·罗宾斯他从浦东机场出来，然后进入上海市区，穿过，他完全是一个想像型的，我觉得这个是另一极的一个东西。他是穿过一个沙漠，你看到车子在一个沙漠里开，荒漠，这不可能的，当然他的作品是幻想型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很特殊的视觉经验，你看这两个都是动态的穿行的镜头，一个是汽车在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一个是在一个机场进入市区的沙漠，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我觉得含义是差不多的。
孙：我最最倾向于想拍的电影，是一种安东尼奥和基斯洛夫斯基，以及一些像科恩兄弟，就是这种混合体的东西。其实任何的回忆也好，就像我们今天的谈话也好，或者你的写作也好，你都试图从你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中间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被忽略的没有意识到的，或者一直潜藏着的，你想把它提炼出来。
孙：皮兰德罗有个说法，作家通常都是两面性的，反讽的，有的时候话其实身份是多重的，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
孙甘露独白：
我曾经幻想，有一天在上海之外的某一个地方，在下午宁静的阳光中，全然以回忆的方式书写那个人声鼎沸的上海。如今，这种幻想已经荡然无存，因为我逐渐地明白，我一直就在上海之外的某个地方，比任何地理上的位置更远，由时间以我所不自知的方式令我无穷地思念它，而缓慢地失去对上海的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