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而来的小说》
对于翻译而来的小说，最让我难以忍受的，就是在其中看到一个又一个奇怪且具有未知意义的名字。在中文小说中，除非故事的主角是少数族裔或外籍人士，你几乎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翻译而来的小说则不同，自从白话文开始作为主要的书面文字出现，那些音译的名字就随着一本本翻译而来的小说固定下来，像一个个黝黑粗壮的石柱，耸立在我的面前。
这些名字之所以让我难以忍受，源于我记忆力的糟糕。糟糕的记忆力遇到只能依靠机械记忆的毫无意义却其实别具意义的词组，故事就开始出现裂纹。随着裂纹的增多，故事也迅速变得支离破碎起来。于是有时候，一个故事只看了两页，我就无法再坚持下去，因为作者一下带来了太多的陌生人，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机械记忆力逐渐向逻辑记忆力转变，我也和那些有着未知意义的姓名的故事越来越远。
在这些翻译而来的小说中，最令人头痛的，当数苏联，或者说，红色欧洲的小说。这些国家的姓名音译之后的烦琐冗长，堪称经典。于是我到底都没有看多少红色欧洲的小说，错过了经典无数。其中包括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我第一次看他的小说，是在小学毕业的暑假，住在姨妈的家里，没有一个玩伴，只能靠看书解闷。而能看的书也只有一本，就是昆德拉写的《玩笑》。我还记得这个故事带来了大量的人物，而且每个章节都由不同的人作为第一人称讲述，这就使得一个在第一章中的“我”，在第二章中却变成了一个莫可名状的名字。可以想像，这个繁琐的故事对幼小的我来说绝不是什么玩笑，我被这些未知意义的名字折磨得厉害，自此落下了心病。
无法忍受红色欧洲的小说，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都倾向于描写史实。这就不可避免地推出无数人物。在一个接一个的人名轮番轰炸中，我总是很快就败下阵来。同样倾向于描写史实的，还有欧洲的古典小说。这些被誉为史诗的巨作，虽然里面人物的姓名不如苏联那么冗长，但是因为人物众多，也极具杀伤力。于是紧随红色欧洲之后，来自欧洲甚至南美的一大片古典小说，也纷纷离我而去。
幸免于难的，是日语和英语小说，一个因为文化相近，一个因为我终于懂了一点外文，避免了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的尴尬。除此之外，就只剩下欧洲的现代派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如《情人》、《我的祖先》、《局外人》等等。这些现代派小说不再局限与对史实和宏大场面的追求，主人公多都叫做“我”，跟“我”一起登场的人物也只是寥寥几个，而且这几个人中间还可以用“母亲”、“小哥哥”、“舅舅”等称谓代替，真是让人倍感体贴。
这些现代派小说之所以吸引我，除了没有名字的困扰，还与翻译有关。很多新出的优秀小说，获得了布克奖、龚古尔奖或者国家图书奖，随即翻译成中文。现代的环境和叙事风格，他们对我来说应该毫无障碍，可我却无论如何都读不下去。起初以为是老外的喜好与国人不同，评出来的小说，也独具风格。后来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不是国情不同，而是翻译作梗。翻译现代派小说的翻译家们，本是诗人和小说家，然而时代所迫，放弃自己的写作，把情感倾注在翻译的作品中。然而现在，好的小说家都在写自己的小说。翻译成了商业手段，为了赶进度，通常一本书由多人分别翻译，然后组合成书，有时候同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出现几种翻译，让人看得莫名其妙，又怎么期望它们能忠于原著。说到底，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